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堪称世界学历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它打破了魏晋以来的门阀垄断，以相对公平的考试方式，将儒家经典知识作为选拔官僚的核心标准，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流动。其社会功能在于维系帝国统一、灌输主流意识形态并选拔治理精英。然而，其知识结构单一，与现代旨在培养多样化专业人才的体系有本质区别。科举的“功名”（如秀才、举人、进士）本身即是一种与官职紧密挂钩的“学历”认证，这为后世学位与职业资格的关联提供了历史雏形。
现代学位制度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大学，如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分级，初是教师行会的从业资格认证。工业革命后，社会对专业化、标准化人才的需求剧增，推动了学位体系的全球性扩散与制度化。其核心结构原理是“课程-学分-答辩-授位”的标准化流程，确保了教育质量的可比性与学位的公信力。这一体系的社会功能更为多元：不仅进行职业筛选与分层，还承担着知识创新（通过研究生教育）、文化传承与公民素养培育的重任。例如，学士学位强调通识与专业基础，硕士学位侧重专业应用或研究入门，博士学位则代表独立的原创研究能力。
学历教育的制度框架始终在公平与效率、通识与专业、传承与创新之间寻求平衡。以中国为例，从科举到现代高考与学位制度，其核心社会功能——通过统一标准选拔人才——得以延续，但知识内涵和评价维度已发生革命性变化。当代的“学历社会”现象，也引发了关于“文凭通胀”、技能错配等问题的深刻反思。新的教育研究趋势强调“资历框架”的构建，试图将正规学历、非正规学习与职业技能资格进行融通，打破唯学历论，更灵活地响应快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这预示着学历教育的制度框架正朝着更开放、更终身化的方向演进。
纵观历史，学历教育制度的演变，实质是社会如何定义、评估和利用“知识价值”的历程。从科举的“政治整合”到现代学位的“专业分工”，其制度设计始终服务于特定社会的核心目标。理解这一演变，不仅能帮助我们看清脚下教育路径的由来，更能理性思考其未来可能的变革方向，即在保障公平选拔的同时，如何更好地激发个体潜能并服务于社会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