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理论由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提出，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核心思想是：在雇主（信息接收方）无法直接、低成本地了解求职者（信息发送方）真实能力时，后者需要通过发送某种“信号”来证明自己。高学历文凭，尤其是名校文凭，就扮演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角色。获得文凭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努力，而高能力者完成学业的成本相对较低（他们学得更快、更轻松）。因此，有能力的人更愿意投资教育来发送“我是高能力者”的信号，而能力较低者则会觉得这种投资“不划算”，从而选择不发送或发送较弱的信号。这样，文凭就成为了区分不同能力群体的有效工具。
文凭的信号功能，直接关联到社会流动。在理想情况下，教育系统为来自不同背景的个体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技场。通过个人努力获得高学历，就能向劳动力市场发送强有力的积信号，从而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收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这激励了无数家庭和个人对教育进行投资，将其视为改变命运的核心通道。然而，这一机制并非完美无缺。如果获取优质教育的机会本身就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所影响（例如，富裕家庭能提供更好的基础教育、课外辅导乃至升学机会），那么教育就可能从“社会均衡器”异化为“社会再生产”的工具。此时，文凭传递的就不完全是个人能力信号，也可能混杂了家庭背景的信号。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和“学历通胀”，文凭的信号作用正在发生变化。当大学毕业生数量激增，本科文凭的区分度下降，其作为强信号的效力就会减弱，导致人们追求更高（如硕士、博士）或更稀缺（如名校、特定专业）的文凭，形成“军备竞赛”。此外，数字时代催生了新的能力证明方式，如专业资格证书、开源项目贡献、个人作品集等，这些都可能成为传统学历信号的有力补充甚至挑战。新的研究也关注到，雇主越来越看重实际技能和“软实力”，这意味着单一的学历信号正在向多元化的能力信号体系演变。
综上所述，从经济学视角看，学历教育的核心功能之一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劳动力市场中充当能力信号。这一机制是社会流动的重要引擎，但也受制于教育机会的公平性。理解“信号理论”，不仅能让我们更理性地看待“文凭热”，也提醒教育体系和个体：在重视学历信号的同时，更应关注真实能力的培养与多元评价体系的建立，从而构建一个更健康、更畅通的社会流动通道。
